在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式现代化”立刻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共二十大开幕后仅仅24小时世界各地500多家媒体用40多种语言对“中国式现代化”加以报道和评论。为什么国内外如此高度关注？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何以见得？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历史实践为依据，以系统思维为方法，就不难得出正确结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具有不容置疑的八大优势，“超越”已成事实。一是领导能力强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一言以蔽之，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能力。这种强大能力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非凡历史所证明。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使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靠的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想崇高、信念坚定、睿智远见、一心为民、勇于担当、团结奋斗的英明领导。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个人私利，因此能够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能从人民中汲取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力量，使“中国式现代化”巨轮方向明、掌舵稳、马力足、乘风破浪不可阻挡。反观西方政党，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只有“捍卫自由民主人权”的虚伪口号；各党的竞选纲领，没有治国理政的长远规划，只有短期执政的承诺；各政党之间为了争夺执政权，常常相互掣肘、相互拆台、相互攻讦、相互抹黑。例如，最近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正为“毒火车”事件，相互甩锅，推诿责任。资产阶级政党竞选时也有“体恤”人民的表现，但其实只为拉选票；竞选时说得天花乱坠，上台后常常失信于民。因此，无论哪个西方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可能赢得人民长期拥护，致使“西方式现代化”虽然起步早，但因没有先进政党领导，弊端频现，所以越来越步履艰难，跌跌撞撞。二是指导思想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段话揭示了深刻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创新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最核心的问题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思路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遵循这个总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判断、新战略，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明确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总之，这一创新理论使“中国式现代化”方向更明、视野更宽、格局更大、谋划更远、步伐更稳、硕果累累，举世钦羡。反观“西方式现代化”，缺少科学理论指导。不同政党上台后，往往只是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凯恩斯主义、实用主义、新自由主义、霸权主义等西方思潮中寻求“灵感”。但是以往的历史证明，所有这些资本主义思潮，都挽救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扭曲，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乱象越来越多。一些盲目效法“西方式现代化”的国家无不深受其害。例如“新自由主义”使南美洲地区一些国家落入不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陷阱”，贫富两极日益分化，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逐渐增加，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底层民众生活越来越艰难。三是国家制度优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多个领域逐步实现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一个重要经验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无论是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建立、重大工程的建设，还是“两弹一星”的研制，包括后来的高铁、盾构机、大飞机、超级计算、航空母舰、核潜艇、北斗导航、载人航天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例证。对新冠疫情突然暴发的防控，是我国制度优势的又一个有力证明。我们凭靠举国体制，确定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患者。各级党委和政府、各部门各单位闻令而动，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没有这种制度优势，疫情防控就彰显不出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特别是我国脱贫攻坚创造的彪炳史册，举世公认的人间奇迹，使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这是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步。没有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制度保障，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无与伦比的。反观“西方式现代化”，多党执政，轮番登场，难以制定连续稳定的政策。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是儒家文化圈，其中日本属于“最优生”，它们都曾以“西方式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而著称，但是，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它们无不黯然失色。2001年日本经济总量是中国的3.1倍，到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早已反超日本，是日本的3.03倍。日本的发展在中国面前所以相形见绌，制度问题是根本因素。日本曾一度出现“十年九相”的局面，如此频繁更换首相，势必影响政策稳定和投资环境的可信度。美籍日裔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1992年曾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他认为共产主义必然消亡，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最终的。但是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2012年，他又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了《历史的未来》，一改唱衰社会主义的基调，甚至成了“中国模式”的推崇者，他写道：“许多人现在倾慕中国体制，不只是因为其经济成就，还因为该国能够及时做出宏大而复杂的决策，这与近些年美国和欧洲令人气恼的决策无能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相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是何等突出。四是深得人民拥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必失天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守江山就是守人民的心。”所以我们党在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因而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确保成功的根本性问题：为了人民而推进现代化、依靠人民来实现现代化、由人民共享现代化的成果。这一“人民至上”理念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关心的，不是只关心小团体的现代化，而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所追求的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最大多数人的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由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时时处处遵循“人民至上”理念，所以我们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无论革命、建设、改革哪个阶段，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都是我们党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底气之基，都是我们党把握历史主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发展的伟力之源。相比之下，“西方式现代化”发展理念已经滑向下坡路。由于西方式现代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它遵循的是资本逻辑、金钱至上，不可能信奉“人民至上”理念。在西方，资本主宰一切，资本的力量主导着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金钱就是上帝，一切为了金钱。哪里有利润，资本就流向哪里；怎样能使利润最大化，资本就怎样运行，而资本的运行从来不考虑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西方式现代化”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追求资本增值最大化，难免使人沦为资本的附庸和奴隶，广大底层劳动人民往往只是被看作资本的工具性存在。“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必然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少数人的暴富和大多数人的贫穷形成鲜明的对照。资本逐利的贪婪欲望是无止境的，其损害人民利益是无所顾忌的。例如，为了追逐更大的国际资本利益，美国无视俄乌两国人民的巨大伤亡，拼命拱火俄乌冲突，以便火中取栗，截至2023年1月15日，美国承诺援助乌克兰的资金总额达到768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国内连续四次“毒火车”脱轨重大事故却轻描淡写，无视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恐慌。美国人民岂能不怨声载道？资本逻辑推动的“西方式现代化”必然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最终必然被历史所抛弃。五是“两个文明”相协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他还形象地说：“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显然，习近平总书记是格外重视精神文明的。如果说重视物质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那么格外重视精神文明及两个文明相协调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色。虽然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但总体来看，中共十八大以后，全社会的精神状态是积极健康、昂扬向上、正能量满满的。以科学理论武装人持之以恒，守初心、担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坚持自我革命不断为党旗增色；以正确舆论引导人，社会心理与社会风气越来越好；以高尚精神塑造人已经形成社会共识，尊重英雄、热爱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蔚然成风；以优秀作品鼓舞人越来越成为文学艺术家的自觉，不断为广大观众、听众和读者奉献出育人启智壮魂的优秀作品；“四史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不断增强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自觉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广泛而持久地开展，越来越深入人心；文明城市、文明家庭、文明校园、文明单位、文明村镇等创建和评选活动长期开展，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上树立起主持公道、坚守正义、守望相助、信守承诺、可爱可敬的大国形象；“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号角。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混乱、精神迷茫、问题丛生，与其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很不相称。这在物质文明最发达的美国尤为突出。美国长期盛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种族歧视主义、民粹主义。美国每年因暴力凶杀而死亡的人数以万计；许多人精神颓废靠吸毒麻醉自己，美国至少11个州大麻合法化，造成毒品泛滥。美国社会极端事件频发、社会治安混乱，衍生出一些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社会病态现象。媒体假新闻假消息铺天盖地。美国政客道德水准更为低劣，他们无视美国人民新冠死亡人数过百万，只热衷于为自己拉选票，只知推诿扯皮、热衷政党争斗。美国政府违背国际道义、推行霸权主义毫无道德底线，造谣诽谤、甩锅抹黑司空见惯，随意退群，毫无底线。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演讲时直白地承认：“我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美国官方如此引导，美国的精神文明岂能不每况愈下？必然制约美国现代化进程良性发展。六是有利于生态文明。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不能过分地陶醉于对自然界的征服，违背自然规律必然会招致自然界的报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决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总书记是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来看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严控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实行河湖长制、定期禁渔制，建立生态补偿制，落实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实行大型基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公路、铁路等大型基建为动物迁徙预留通道。我国各地积极开展植树造林，持续建设“三北”防护林。截至2022年9月，我国的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不足10%提升到24%，我国的人工林面积已是世界第一。我国城区绿地面积和植被覆盖率不断增加，城市空气质量逐步改善。因生态环境的改善，我国多地发现了新物种，仅云南省，近三年发现新物种达2500多种。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率先在世界上作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相比之下，“西方式现代化”在生态文明上教训很多。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极大增强，但是，资本家只顾逐利，不管环保，所以对自然界的破坏程度不断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给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极大损害。20世纪全球有十大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除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外，其他九大污染事件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的马斯河谷事件、美国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大气污染事件、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神东川的骨痛病事件、日本四日市石油化工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印度博帕尔事件，都是因为工厂排放烟雾、废气、有害污水所致。最严重的有两例：一是1952年伦敦的烟雾事件。伦敦仅仅连续4天燃煤废气排放，就形成了浓厚的烟雾笼罩，致使伦敦交通瘫痪，许多市民出现胸闷、窒息等不适感，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增加，当月因烟雾而死的人数就达4000多人。二是1984年印度博帕尔事件。罪魁祸首是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因其管理混乱致使地下储罐内剧毒爆炸外泄。造成两万人死亡，20多万人受害，5万人失明，许多孕妇流产或产下死婴，数千头牲畜被毒死。不否认，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已有根本性改善，但是，“西方式现代化”过程基本都是“先污染，后治理”。其沉痛教训必须汲取。七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时他旗帜鲜明地谴责了西方列强通过发动战争走向现代化的罪恶道路：“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是崇尚公平正义的民族。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中国没有发动过一场对外侵略战争，没有占领过一寸别国的领土，没有控制过一块海外殖民地，没有掠夺过一丝海外资料。即便我们赢得了在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没有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靠的是远大理想的支撑，靠的是全党全国人民的紧密团结，靠的是科学理论的指导，靠的是守正创新的科学精神，靠的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无私奉献。我们既要让中国过好日子，也希望别国过好日子；我们坚持和平、和谐、平等、合作、共享的外交理念，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主张南南合作；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亲诚惠容；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文明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冲突论。同时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显而易见，“中国式现代化”带给世界的是福音、是机会、是希望。相比之下，“西方式现代化”进程，无一不是伴随着血腥残酷的对外侵略战争和殖民掠夺。新航路开辟后，西方国家纷纷走上了殖民掠夺和对外侵略扩张道路。他们从亚洲、非洲、美洲掠夺了巨量的财富，包括原材料、贵金属、“战争赔款”；他们进行罪恶的黑奴贸易，造成数以亿计的黑奴在运输途中死亡；他们的屠杀使北美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几近灭绝。西方殖民者在300多年时间里，仅从中南美洲就抢走了250万公斤黄金、1亿公斤白银；使非洲丧失的人口达1亿多。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是让我们刻骨铭心。他们屠杀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同胞，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惨案，从中国掠夺了数十亿两白银。总之，“西方式现代化”伴随着罄竹难书的罪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句名言，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名言其实也深刻揭露了“西方式现代化”的肮脏罪恶的底色。显而易见，“西方式现代化”走了一条霸权主义弱肉强食、野蛮掠夺的道路，完全践踏人类的道德良知。它带给世界的是耻辱、是痛苦、是憎恶。起点与水平远远低于“中国式现代化”。八是文明形态先进。中国古代先贤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19世纪法国著名军事家拿破仑说：“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这两位历史名人的名言启发我们，衡量两种现代化模式的优劣，应从长计议，不应只看现实的物质硬实力，而要着重品鉴文化软实力；真正强大的是文化软实力，是思想理论。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式现代化”更自信。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所阐发的是个一重大新论断，简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文明新形态是由三种文化精髓融合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是魂，人类其他优秀文明成果是可资借鉴的营养。它所体现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是独特的。它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为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方案。这样看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既荟萃了全人类的最先进的文化思想和智慧，又有包容天下的胸怀，还有恩泽四海的友善和对未来的担当。这样的现代化，这样的文化软实力必然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主张公义的各国人民所欢迎、所认同、所拥护、所向往。相比之下，“西方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色，注定其腐朽衰落的趋势同样不可避免。个人主义、拜金主义，难免使人远离崇高；丛林法则、恃强凌弱，难免纵容冷血残暴，增加仇恨的记忆；傲慢自大、民主虚假，难免道德“双标”，造谣诽谤和抹黑甩锅则司空见惯；唯利是图、自私狭隘，难免丧失远大理想信念。置身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不可能使全社会凝心聚力、意气风发、为远大理想而共同奋斗。西方最发达的美国现实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国看成是美国现代化模式的最大挑战者。为了遏制“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无所不用其极，屡屡突破道德底线，常常借助下流手段对中国进行打压和围堵。但是，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国和合文化精髓越来越为各国人民所青睐，美国霸权主义文化的“皇帝新衣”越来越被各国人民所看穿。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文明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中国式现代化”如旭日东升，日益光芒万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式现代化”则江河日下，如不吸纳先进文化而改弦易辙，必将被历史所淘汰。

〔作者简介〕张国祚，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马工程）专家，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会议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会专家，中央党史文献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文化软实力》主编，曾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长期从事理论研究、教育和宣传工作，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软实力、意识形态问题、国际问题、科学哲学等领域发表过许多有影响的论著。迄今为止，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0篇，出版专著5部，主编学术丛书5套共50本。曾先后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特聘教授。是理论文献电视片《航标》总撰稿，《社会主义有点潮》主创人员、主讲嘉宾，《新时代学“习”大会》主讲嘉宾，《平“语”近人》学术指导，《全国大学生党史知识竞答大会》学术指导和点评嘉宾，《全面小康全面解码》的主讲嘉宾老师，中宣部“学习强国”“强国思政课之雏鹰奋飞更自信”的主讲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