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生产力的现代化又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既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又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它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迭代升级的历史过程。

一、引言

现代化是一个涉及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乃至思想、文化和制度等诸领域现代化的复杂现实运动，同是也是一个涉及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长期历史过程。马敏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长过程。大体说来，它发源于16世纪的欧洲，中经18世纪工业革命而向全世界传播，一直持续到今天也未停止”。①国际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是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长期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率先打破了欧洲社会的中世纪沉寂，引发了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并在相对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经由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开辟了一种西方式现代化路径。然而，即便按照世界银行关于高收入经济体的划分标准，迄今只不过12亿左右的人口大致沿着西方式现代化路径实现了经济现代化、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我国人口数超过发达经济体现有人口的总和，如果我们成功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新时代新征程的预期目标，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么我们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性质的现代化路径跻身于发达经济体之列，无疑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的版图，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开辟出一条全新的现代化路径。

罗荣渠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②

就现代化理论而言，罗荣渠认为，“现代化研究是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中迅速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这个理论所使用的一般命题、模式、观念等，都扎根于西方现代社会，是从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发展图式”。①但正如有学者强调的，“不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路径并不相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有着本质区别，也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根本不同，这是一条既体现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又彰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②更多是从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显然无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说明。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④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一词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突破。2020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并详细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及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⑤ 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⑥ 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总结说：“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⑦

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无疑是时代的最强音，同时也是我国学术界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但是，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言，一方面，不同学科的学者往往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这有助于我们从不同方面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分析上的某种碎片化；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文献重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展开相对全面的探讨，却往往局限于现象的描述和政策的解读而难以充分揭示其深层的理论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②本文试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着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解析。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③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的前无古人的创举，是对两极分化的、物质主义膨胀的西方现代化的摒弃和超越。

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特别是要结合“两个关键词”和“两个参照系”，着力从“两个维度”来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其中，两个关键词分别是“中国”和“现代化”，两个参照系分别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国传统的现代化，“两个维度”分别是生产力维度和生产关系维度。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中国”，即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中国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国家，这是我们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认真梳理一下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某种话语体系之中。西方话语体系一般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从古代国家向现代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按照这样一种界定展开讨论，必须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古代国家、一个传统社会吗?毫无疑问，无论按照何种标准，正确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吗?显然，按照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国并不是“标准”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因此，盲从西方话语体系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误读“中国”。显然，“中国式现代化”一词中的“中国”，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也不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载体，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家存在形态。具体而言，当下阶段的“中国”具有两个显著的基本特征：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点。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个关键词是“现代化”，而这又需要我们结合同中国式现代化有关的“两个参照系”：一个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另一个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化。由于西方国家最早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不少学者便认为现代化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其早期表现为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马克思恩格斯曾借助“现代工业”“现代社会”“现代生活方式”等范畴，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行了广泛讨论。但是，我们今天所谈的“中国式现代化”，显然不是西方国家早期的资本主义化，也不是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翻版，但是我们也必须遵循各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从各个国家现代化的一般过程来看，现代化普遍表现为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转型，实质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持续迭代的发展过程。

关于中国传统的现代化，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近代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资本主义化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四个现代化”。前一个阶段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它显然是彻底失败的，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开始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逐渐形成了以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应该注意的是，尽管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们在基本内涵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同，我们只有清晰地认识到这种不同，才能准确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具体而言，“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在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选择，它相对于工业化来讲虽然是一个进步，但仍然偏重于经济现代化，仍然更多地属于一种生产力视角下的传统现代化概念。邓小平同志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则更多地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强调的是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情况下我国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现代化目标，特别是在人口多、底子薄的具体国情下，我国现代化目标应该遵循某种相对较低的人均标准。例如，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0月4日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①与之不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我国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基础上，是在我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之际，针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概念，它既是对“四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继承和发展，更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突破。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发达水平达到世界先进和前沿、世界各国现代化共同的量的规定，又有符合人口规模巨大国情、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中国自身特色的质的特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国情的要求和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这四方面要素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①换言之，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西方话语体系下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也不是过去所讲的“四个现代化”，而是有着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它既是物的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是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生产力的现代化也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既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也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它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迭代升级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应有两个基本维度：一个是生产力维度，另一个是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维度。从生产力维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从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维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突破，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②同时也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提供了根本指导。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政治经济学解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按照马克思的总结，“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系统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整体性框架，是以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为基础对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考察。

特别地，针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以资本为中心的、两极分化的、物质主义膨胀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的理论构想，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①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归宿，而经济发展则是“人的发展”的最根本的手段：“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②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③也就是说，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人的发展，不论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还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或精神生活，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而生产力发展状况则构成了这一切现实运动的前提条件。正因如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政治经济学解析，必须从生产力维度入手，即首先把中国式现代化视为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④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⑤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首先提高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并以此实现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成立不久，“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①不仅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实现了从落后农业国向工业部门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转变，而且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并通过破除阻碍国家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而且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

党的十八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依据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党的十九大紧紧围绕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明确了分两个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围绕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特别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十八以来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它以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为基础，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为总依据，以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任务，并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从社会主义生产力维度来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①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且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和新征程我国发展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大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出了新的重大论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②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③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另一方面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④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创新的发展理念已经转化为创新的发展道路，正在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⑤因此，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谈到的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摆脱资本逻辑对于技术进步的统摄。就此而言，不能简单认为所有技术创新都等于技术进步，我们需要的不是仅仅满足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需要的技术创新，而是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技术创新。

四、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继承历史上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①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长期探索和创新突破，进一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整个社会的矛盾运动”。②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现代化，更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就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我们“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③特别是要“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全面阐述，特别是对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2019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阐述，并特别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③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始终保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与此同时，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①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坚持“人民至上”，才能最大程度地凝聚起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共识、集聚起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谋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②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体制机制随之不断完善，才能不断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③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生产力的现代化又是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重要制度和具体的体制机制，以适应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其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以此“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④为此，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同时，进一步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体制机制。

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及时把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制度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始终牢固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不断放大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生产力现代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就是这样一个强大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却被无情逆转，我们必须认真汲取其失败的深刻教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并通过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五、结语

党的二十大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进行了全面阐述、作出了科学概括，“这个概括是党深刻总结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我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如何加快实现现代化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完善、实践上不断丰富而形成的思想理论结晶”。①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中国现代化建设从最初学习西方到以苏为师，再到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走过了非同寻常的现代化探索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苏联现代化模式的严重弊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两个维度，我们才能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时代内涵。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又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它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迭代升级的历史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应该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同样是一个长期的、必然划分为不同阶段的历史过程，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必定是紧密相连的历史过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③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①可以预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量的积累日益接近质的飞跃，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必将跨入新的发展水平、迈上新的发展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必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2期）